医患血案背后的制度困局
2014-02-26 11:48:10   来源：中国青年报

大部分伤医案中并没发生医疗事故

发生医患冲突的起因是什么？其实，与部分公众的直观印象不同，发生医疗事故并不是主要原因。

中国青年报统计显示，在上述报道中，98起是因为对治疗效果不满意，17起是由于不信任医生治疗方案，另有11起是认为医护人员态度不佳。真正存在医疗事故的，只有6起。

2013年发布的《医院场所暴力伤医情况》在分析暴力伤医原因时也称，对治疗方案、治疗效果、检查结果等不满意迁怒医生的占八成以上，只有3起是和医院有医疗纠纷。

记者注意到，在媒体报道的一些事件中，医护人员的遭遇的确委屈。例如，2003年，四川省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一位罗姓医生，左耳被患者家属咬掉一半。原因仅仅是，医生认为患者存在某些病症，但患者及家属对此结果不愿意接受。

2004年，一对夫妇带着孩子走进江苏省无锡市儿童医院急诊科，一位奚姓医生回答称“这个孩子并不是他看的”。报道称，孩子的爸爸在说了“那你告诉我是谁看的”之后，就拿起不锈钢器皿朝医生下颚砸去。事后，医生下颚缝了3针。

中国青年报记者发现，从177篇报道来看，92起事件的冲突方式是患者直接拳打脚踢，62起事件使用了刀具，另有4起选择了纵火、爆炸，两起选择了硫酸。

信息不对称加剧不满情绪

值得关注的是医患事件发生后的网络情绪。据报道，2012年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发生杀医事件后，某门户网站的新闻评论中，有4018人次“读完这篇文章后，您心情如何”的投票中选择了“高兴”，占总评论数近7成。

这一现象在近期的齐齐哈尔杀医案中也有类似表现。犯罪嫌疑人的多名邻居还曾向中国青年报记者表达猜测：“他杀了人，是不是医院先有不对的地方？”

在首都医科大学教授高广颖看来，医患冲突与医学行业的特点有一定关系。“医学最大的特点就是信息不对称，医生是主动的，消费者是被动的。”她说，作为医疗服务的提供者，医生引导需求方接受服务，而患者大多不能透彻了解自己的病情，不知道该如何治疗，一切指导权都在医生手里。

高广颖认为，患者就诊时身心较脆弱，希望医生能将病治好，但因为现实医疗技术所限，还有一些疑难杂症难以攻克，一些患者容易因不满治疗效果而迁怒医护人员，“医疗服务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，是一个高风险行业。”

第三方调解机制应简化程序降低成本

部分医院的领导为了避免冲突升级或影响扩大，在没有认定医疗责任的前提下，就对患者进行了物质赔偿。

张新博律师告诉记者，在医患冲突发生后，有双方协商、卫生行政部门调解、医疗事故鉴定、法院诉讼、人民调解包括第三方调解机制等方式进行调解。

其实，在齐齐哈尔、保定、杭州等医患冲突的发生地，均建立了形式不同的医疗纠纷调解机制。部分地区的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，还邀请了当地法律、医疗专家担任委员。为何这些机制被一些患者绕开，却选择行凶？

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段利忠认为，一些患者可能并不清楚解决纠纷的程序，有的程序也的确设计得过于复杂。对于部分医疗纠纷调解机构，患者可能暂时对其公正性不太信任。

“对患者而言，医闹的成本相对其他调解机制可能更低且更直接，并能宣泄自己的不满情绪。”段利忠分析，一些医院为了息事宁人，也会选择和患者进行私下协商。

他说，医院内部虽有相关科室专门负责解决医患纠纷，但内部解决的作用毕竟很小，因为在医患冲突发生后，患者对医院自查的信任度较低。

在段利忠看来，医院应该倡导患者通过第三方调解机制或法律维权机制解决纠纷，告诉其怎样运用医患纠纷调解机制，怎样走程序，并为患者提供必要的医疗证明、医学文件等证据。“这些程序应该更简化、成本应该更低、时间应该更短，让患者更愿意通过正常途径来解决医患纠纷。”

张新博告诉记者，发生医患冲突也与患者性格、个人心理因素有关，这包括疾病造成的病态心理影响，“必须说明的是，杀医事件毕竟是极少数事件。”

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常春还表示，客观而言，高校对医学生人文精神培养有所欠缺，虽然许多学校在伦理课、人际沟通课上都会提到这些问题，但由于课时较少，训练存在不足。